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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9月26日，上海重阳投资合伙人舒泰峰对话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，就“政策新“三支箭”齐发 财富预期是否逆转？ ”探讨，详情>视频直播

　　有人说，十年五十万亿的债务是否过高。李迅雷表示，我计算过，如果从明年开始每年发行五万亿，到2034年，十年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5%。目前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2%，加起来为47%，与美国联邦政府120%的杠杆率相比，还是较低的。加上地方政府的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，或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，按照2035年200万亿GDP的水平计算，大约是GDP的120%，这是可以接受的。

　　部分发言实录：

　　过去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，大量农民工进城，拉动了制造业的迅猛发展，进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，带来了巨大的需求。然而，现在城镇化进程放缓，老龄化进程加速，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问题。

　　2021年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个转折点，意味着房地产长周期的上行阶段结束，进入了下降阶段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政策力度需要加大。去年11月，我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标题为“中国经济收缩的腾出效应，如何应对”，强调了乘数效应的重要性。我们不能刻舟求剑，当前经济数据看似不错，例如2023年一季度数据表现良好，疫情恢复后消费恢复性增长，GDP增速高，出口表现良好，但这实际上高估了经济反弹的力度。

　　从去年二季度开始，经济增速开始回落，尤其是名义GDP远低于实际GDP，显示出经济收缩的迹象。一旦经济收缩，其承受效应会逐渐显现。就像房子漏水，你可能只注意到一个地方，但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问题。这种效应会不断扩散，导致趋势不断加强，产生负向的乘数效应。

　　要遏制这种负向乘数效应，政策力度必须超预期，必须主动。仅仅发行一万亿特别国债是不够的。至于是否需要五万亿，是多还是少，我认为可以先实施，如果今年过多，明年可以适当减少。但一定要阻止经济下行的压力。

　　有人说，十年五十万亿的债务是否过高。我计算过，如果从明年开始每年发行五万亿，到2034年，十年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5%。目前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2%，加起来为47%，与美国联邦政府120%的杠杆率相比，还是较低的。加上地方政府的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，或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，按照2035年200万亿GDP的水平计算，大约是GDP的120%，这是可以接受的。

　　中国政府的实力雄厚，政府名下的资产规模超过日本、美国和欧盟的总和。即使增加杠杆，我们也有非常强的支付能力。有人问，这不是让我们享受，让子孙后代承担我们的债务吗？我认为这是副作用问题。一年的GDP为200万亿，整个债务50万亿并不算多。政府积累的资产规模巨大，中国的高铁占全球总里程的70%，高速公路占45%，地铁占全球的三分之一。我们已经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强大的基础设施。

　　在政策方面，我认为每年五万亿的债务应该加在中央财政扩张上，因为地方政府负债较重，杠杆空间有限。日本中央政府的杠杆水平为250%，美国主要是联邦政府的杠杆水平较高，地方政府杠杆水平不高。因此，中央政府的信誉好，发债利率低，融资成本低。我的建议是，五万亿中的两万亿用于替换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，一万亿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，另外两万亿用于促进消费。

　　当前，我们面临的消费降级和零售总额增速下降的问题迫在眉睫。通过简单的方法短期内拉动消费至关重要。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实施，如上海发放五亿元消费券。

　　在财富和资产配置方面，我认为长期趋势比短期波动更重要。全球经济将进入低增长、高震荡的时代，贫富差距扩大、地缘政治和大国争斗等问题将导致经济结构扭曲。黄金和比特币等资产的走势较好，代表长期趋势。我们需要有逆向投资的思维，但长期来看，更需要有估值的推理，避免看错方向。

　　当前，中国面临资产荒和资产荒并存的现象。股票作为高风险资产，大家都不想持有，而国债等低风险资产受到追捧。这种现象不太好，因为如果大家的风险偏好下降，谁也不愿意投资高风险资产，这将导致经济缺乏活力。我们需要政策来刺激经济，提高大家的风险偏好，促进投资和消费。